歷史與方志，異流而同源。王守仁、章学诚有『五经皆史』、『六经皆史』之论，既可解释为六经是古代史料，也可解释为六经是古史的起源。《文中子》说，圣人述史有三：『《春秋》與《书》、《诗》也。』刘知幾又分古史为六家。经书既是史学的起源，也是方志的起源。

六经之作，起于上古。周置五史，其中有典籍及记事之官。列国诸侯也各有记事之史。其所典守的地理书與地图和记注的志乘、檮杌與春秋之類，都藏于周官。小史掌邦国之志，外史掌四方之志，職方掌天下之圖。所以司马光《河南志·序》、马光祖《景定建康志》都以为郡书起源于《周官》所掌。近乎自然地理的《尚书·禹贡》和近乎人文地理的《山海经》已可证明方志的萌芽，由来已久了。后汉以来，有偏方载籍的『方记』如《越绝书》、《吴越春秋》、《华阳国志》；有左圖右书的圖经如《巴郡圖经》；有地方雜记的《鄴中记》、《荆楚歲时记》；有都邑簿的《三辅黄圖》；有地理书志的《洛阳伽蓝记》，都兼具有史志的规模。隋唐以降，又有總志的编集。《诸州圖经集》开其端，《區宇圖志》、《元和郡縣圖志》踵其后。《太平寰宇记》更增加风俗、古迹、人物、姓氏、藝文、土産、四夷等内容，遂成为以行政地區为主的一方地理、历史、文献完整的记录，树立了后世方志的典范。是后，历代修志，从未中断，明清以来，方志继续撰集，更有显著的发展，有大一统的总志，有统部的通志，有统部所属府州县等志。下至乡镇亦往往修志。清人公私修志有五千六百八十五种。具有出自名家之手者；民国志也有一千二百五十五种。法国、苏联有地方博物馆，而无地方志书。西方国家有地域地理志，而无以行政区划为主兼賅地理、历史、人物、文献的中国特有形式的方志。这种優異的文化传统是我国的骄傲，是值得自豪的。中国古今方志九千多种，據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》统计现存八千二百六十四种，不下十一万卷，占傅世典籍十分之一以上，诚可谓汗牛充棟、浩如烟海了。

章学诚曾谕地方修志，有二便，有三长，地近迹真，有裨信史。偌大数量的地方志，真不愧为鉅大知識宝库，其中蕴藏着大量学术研究资料，如天文气象、地理、自然災異、经济、科学技艺、重大历史事件、少数民族、文化教育、文物古迹、人物传记、文献掌故、社会民俗、外交、中外文化及经济交流等等自然和人文的科学资料，所以宋人司马温公称之为『博物之书』，明人方鹏指为『一邑之全书』，清人章学诚誉为『一方之全史』。其史料或不见国史及其他载籍，即便见诸国史而多是语焉而不详者。所以，方志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，也是世界文化宝库的燦爛明珠！

国家历史和地方志乘，语其功用，实是博大精深。它不仅是人类文明进化的记录，学术研究的珍贵资料，还是古为今用、推动人类社会发达的憑藉。它更能发扬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热爱家园的观念，使后世读者缅怀先民披荆斩棘，开疆辟土，辛勤劳动生产，缔造文明艰辛过程，思有以发扬光大，进而促进社会持续发展，由郅治之世，而更迈入大同世界，共臻繁荣昌盛之域。后汉荀悦撰《汉纪》，说立典有五志，晋开宝续加阐述，唐刘知幾又广以三科、八目，皆以史志资鉴，致用为主。《管子》则说：『疑今者察之古，不知来者视之往。』《韩诗外傅》也说：『明镜所以照形，往古所以知今。』他们概括了史志的实用价值及社会价值，可谓允当。方志之可贵，亦在于此。

江苏古籍出版社、上海书店、巴蜀书社诸同仁，深知方志的重要，为了保护、继承和利用这一珍贵遗产，以保存文献，弘扬文化，决議整理、影印出版《中国地方志集成》一书，由专家、学者组成『编辑指导委员会』及『编辑工作委员会』，筹划进行。他们本着在方志中力求完整、覆盖面广、实用性强诸原则，从九千种旧志中优选三千余种，都四万七千余卷，摄影缩印为九百余册，保存原貌。其中有通志、府志、州志、廳志、县志、乡镇志、山水志、寺庙志、园林志等等。伪满、汪伪和日本占领台湾等时期所修的方志、雜志，亦择要选录。另外，还编制书名索引及全书总目，以便检索。皇皇鉅製，诚中国方志荟萃之总集，希世之瑰宝！宋元以来，由于地方经济大规模地发展，出现了一批富于经济价值、社会价值的乡镇志，它对当代改革、开放尤有实用价值，所以《集成》的编印，先自《乡镇志专辑》始，依次及于《山水寺庙园林志专辑》，並陆续出版府州县志、通志等。

这次整理祖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——方志的工作，计划宏伟，旷古未有，诚为千秋壮举。这部通时达变，富有实用价值的宝典，必将对我国经济和文化建设起到难以估计的作用。对于推进文、史、哲、宗教、旅游等领域的研究也是极其重要和必须的。